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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第9页）

方三响用绷带缠满胳膊，心中惊诧到了极点。救援队在临时病院里接治的那些病人，个个文质彬彬，不住鞠躬道谢，满口谦辞，看上去都很客气知礼，难以想象他们在街上会疯狂到这地步。

王兆澄道：“您来日本时间还太短，待长了就知道了。日本人的性格比较极端，讲起礼貌来，哪怕心里恨得要死，面上也不会有一句重口；耍起无赖来，一言不合就是杀对方全家，要么全家自杀。别说我们，就是那些政府高官，也动不动就会被反对派在街头干掉。远的不说，前两年有个首相叫原敬，就因为劝说皇太子裕仁出访国外见见世面，便被右翼分子刺杀在东京车站前。”

方三响听得瞠目结舌。陈其美就喜欢动用暗杀手段，看来也是从日本人这里一脉相承。

那边难波大助费尽唇舌，总算把自警团的人暂时劝住。这时附近的巡警也赶过来，查验了方三响和王兆澄的证件后，冷冰冰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请你们尽量不要乱跑。”

方三响闻言大怒。你对这些暴徒动用私刑的行径熟视无睹，反倒怪我们添麻烦？王兆澄拽了拽他的衣袖，劝他暂且隐忍。

自警团站在街道两侧，目视着这三个人重新跨上自行车，忽然齐声唱起《君之代》来，中间还夹杂着“天皇万岁”的喊声。这并不是警察要求的，完全是自发行为，方三响霎时毛骨悚然，不由得加快脚蹬。

好不容易骑离了那个区域，方三响忍不住问难波大助：“你周围的人，也都是这样子吗？”难波大助迟疑片刻，回答道：“大部分吧。”

“那你是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方三响觉得很神奇。

难波仰起额头，鸡窝一样的头发朝后飘去，似乎在努力地回想。

“我原来和我父亲一样，是一个皇室中心主义者。第一次转变，应该是我在山口县上中学的时候吧。当时陆军大将田中义一要返回山口家乡，我们被老师驱赶着，顶着暴风雪在道路两旁排队迎候。那一天可真冷啊，我的一个好朋友因此得了肺炎。没想到老师非但不慰问，反而训斥他无礼，还说田中大臣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我朋友居然在迎接他的时候生病，简直就是亵渎。我在旁边听得气不过，直接揪住老师打了一顿，结果被退学了，转去了鸿城中学。”

“能去鸿城中学读书，你家的条件好像还不错呀。”王兆澄问。

“我家是长州藩清水氏的一支，我父亲是众议院的庚申俱乐部成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压迫无产者的集团之一。”难波大助面无表情地说。

王兆澄倒吸一口凉气。长州藩清水氏且不说，这个庚申俱乐部是近年来在众议院结成的一个派系，没想到这个满脑子革命的小家伙，居然是议员家庭出身。

“我在鸿城中学也没待很久，对于学校内的腐朽气味无比反感，索性搬去了东京的四谷，看到了穷人的生活和很多不公正的事，但我那时只是单纯觉得气愤而已。直到我参加了社会主义联盟的一次集会，听了大杉荣先生的演说之后，才知道产生这种不公正的根源在哪里。不在于种族，不在于国策，也不在于政治家的个人品德，而在于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

“从那以后，我便豁然开朗了。我参加过友爱会的足尾铜矿山大罢工，也参加过新潟县的三升米佃农纠纷事件，还有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的米骚动。我清楚地看到，藩阀、地主和贵族院那些可恶的家伙是如何勾结起来，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的——这非得采取果决的行动不可。”

难波大助说到激动处，猛地一拍车头，铃铛作响。方三响听他讲着，心中感慨。孜孜以求寻找答案的人，原来不止自己。

这场自行车上的即兴演说，持续到了他们抵达大岛町。

大岛町的惨状，与东京其他区域并无区别，同样被层层叠叠的瓦砾与断木所覆盖。好在这个区域位于京郊，房屋不算密集，没有燃起成片的大火，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按照那本《郊外生活》的杂志所说，江木家的宅邸位于中川河畔，是一栋最新式的水泥钢筋房屋。据隔壁的邻居说，宅邸里只有江木家的眷属，他本人并不在里面。

方三响听说之后，大为失望。难得他请假出来，却扑了个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江木精夫没有死于地震，要不然他可是白来了。

难波大助见在江木宅邸这里没有机会，建议说：“我们不妨去旁边的龟户町。那里有一个南葛饰劳动协会本部，人脉很广，也许能得到一些帮助。”方三响问这是个什么组织。难波大助回答说：“是社会主义者结成的一个工会联盟，领导人河合义虎还是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委员长呢，平时我受过他很多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