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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九二〇年七月（第7页）

陶管家听他这一问，不由得哈哈大笑：“十七年前，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嗯？”

陶管家伸出两个指头，方三响会意，从派出所那边讨来一支香烟，给他隔着栅栏点上。陶管家吞吐了几口，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本名叫陶有威，拜在邢台的景廷宾门下学梅花拳。义和拳闹起来的时候，我跟一伙子师兄弟一直在直隶、山东游荡，京城也去过。庚子国变之后，朝廷开始剿杀拳民，还让地方摊派庚子赔款。我师父气不过，扯竿子起义，聚了十几万人。可惜呀，拳脚再好，也不及火枪犀利。袁世凯的北洋军打过来，还有一群洋兵洋将助阵，打得我们大败亏输，师父也被凌迟处死。

“我们几个师兄弟逃回山东之后，无处容身，索性落草做了响马。这人一做了贼呀，是非之心就淡了，开始还自称是梁山好汉，要替天行道，慢慢地，什么坏事都做得不含糊了。我多少还记得师父的教诲，学梅花拳是为了锄强扶弱，不得滥杀无辜。我那几位师兄弟……嗐，不提也罢。

“有一次，有一个叫姚永庚的烟草商人路过临沂附近，我们把他给绑到山里了。师兄弟商量说这是上海来的，留不得，索性敲一笔银子然后撕票。我在给他送饭时，无意中看到他身上带着一根胎毛笔，上面写着‘英子’二字。我一问，原来这是用他女儿的胎毛做的，还是亡妻亲手做成。我也是有过女儿的人，不知为什么，动了恻隐之心，说：‘你若有遗言或遗物，我可以帮你送去。’姚永庚便托我把笔送到临沂的商号。

“我想送一根胎毛笔，应该没什么打紧。没承想，姚永庚在那根毛笔上，拿石头偷偷划出电报码。我们做响马的，哪里晓得这些道道儿。结果信一到临沂商铺，官府立刻派出大兵围剿，噼里啪啦把我们一锅端了。我们几个师兄弟一个一个上了铡刀，轮到我的时候，姚永庚忽然问了我这个问题：‘你手里有别的人命吗？’我说没有。他便向官府求情，把我保了下来，带回上海。到了上海，他牵出一个小姑娘，说：‘陶有威，你因为我女儿救了我一命，我也因为她救了你一命，你们二人该是有缘。’从此我便一直陪着小姐……”

陶管家讲完，从衣服里掏出那一管胎毛笔，递给方三响：“老爷说，这管笔救过他的命，是个有福缘的物件，可以逢凶化吉。可小姐不愿意带，我只好替她带上，随时跟紧。你看，淮北那次我没跟去，她一个人遇到多大麻烦；辛亥在武昌我跟着，她就有惊无险。灵验得很！”

“那您拿给我干吗？”

“这东西不能带上公堂，受不得威严肃杀之气，你先帮我保管着。”陶管家把笔放到他手掌里，忽然又幽幽地叹了一声，“老爷说，等小姐出嫁了，这胎毛笔就放到夫家保管。也不知何时能交出去……”

方三响知道他对这件事最有怨念，收了笔不敢多留，宽慰了几句便离开了。回到旅店之后，他又忙着把今天的调研结果总结出来，一忙就是半宿，忙完以后反而睡不着了。他拿起那管胎毛笔，在一盏油灯下看。

那几根胎毛泛黄稀疏，其实是没法用来书写的，只是个纪念。竹笔杆上除了姚永庚刻上的电报码之外，还有“英子”二字，刻得铁划银钩，大概是请了位书法大师题写。

想着英子原来黄毛丫头的模样，方三响不由得面带微笑，不知不觉脑袋耷拉下去……他突然觉得不对劲，猛一睁眼，发现那胎毛笔竟被油灯点燃了。这一下方三响惊得浑身冰凉，赶紧挪开拍打，笔杆“啪嗒”一声，连同旁边的红十字袖标一起掉在地上。

方三响情急之下，拿起茶杯泼过去，火倒是熄了，可惜胎毛须子已所剩无几。

方三响懊恼无极，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这才俯身下去，把那根秃笔和烧焦一角的红会袖标一并捡起来。不知是不是那一记耳光让意识变得敏锐，一句话莫名浮现在脑海里。

“你们中国红会之前乱授会籍、滥用特权不说，现在居然连杀人凶手都可以成为会员，获得庇护。我有理由怀疑，你们的管理仍未有任何改善！”

这是今天安考生牧师痛斥红会的话，这时回想起来，方三响却觉出一丝古怪味道。

安考生牧师似乎也知道红会在蓝村的那次制服争议，既然在商铺那边打听不出东西，说不定，能从他那里拿到一些消息！

不过今天实在太晚了，过几天青岛会审公廨的人就到。方三响决定等庭审之后，再去找安考生牧师打听。他心疼地把胎毛笔仔细搁进袋子，怀着不知如何跟英子和陶管家交代的歉疚沉沉睡去……

邢翠香拿起一个酡红色领结，把它认真地贴在对面一人的咽喉处，退后一步，又整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