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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3页）

正月十五之后，同志们纷纷返回了工作上。到了2月10日，北京党小组的同志们也赶了回来。这次来的人远比想象的要多，毛一波，徐电、苏悟明，等人带了十几个同志到了上海。秦佟仁没有随队而来，因为北京还有不少事情需要他来收尾，而且秦佟仁也在努力召集更多人，只要安徽这边有了眉目，他会领着“大部队”前来与同志们会合。

到了2月18日，尚远也赶到了上海。2月19日，人民党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在上海正式召开。

很多年后，围绕着人民党第一次全国预备到底算是哪一种级别的会议，党内的不少同志们议论纷纷。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的地位到底该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何区别。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这决定了党里面资历的先后。这次预备会议里面，正式党员以及预备党员，共有五十三人，出身淮河以北的占据了23席，淮河以南的占据了23席。竟然呈现了奇妙的势均力敌。正式党员以及预备党员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十一个省，其中甚至包括了七名日本同志。

关于这次预备会议的回忆录并不多，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够活到有闲暇写回忆录的年纪。除去会议的正式书记记录之外，占有最重要地位的莫过于王启年的日记。那时候王启年已经去世，而来自法国方面的记录证明，王启年曾经于1900年在法国的一家新教教堂接收过“洗礼”仪式，成为了一名新教教徒。在共和国根除三大基督教流派的背景下，王启年死后的手稿被全面检查，从而发现了那几十本日记。

当然，经过工作人员研究，王启年对于“基督”的信仰与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到底有多大区别，实在是不得而知。在“蒙主召唤时”，王启年本人也丝毫没有表现出要求宗教人士“临终安慰”的任何意图。再加上王启年本人入党后始终没有任何言行可以证明他对唯物主义无神论有丝毫抵触或者迷惑。所以检索工作就以“王启年少年至青年时代，在接触唯物主义理论前，因为精神苦闷，偶然参加了某次新教的宗教活动。”为结果，还是给王启年以唯物主义者的身份盖棺定论。

而日记里面对人民党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的记录是这样的：

“第一天会议上，各地的人都有。好多人说话基本听太明白，特别是北方的同志听不懂南方同志的口音。大家的发言还得有翻译，会场里面闹哄哄的。”

“文青面对同志们阐述进入安徽工作的时候，丝毫没有说任何鼓励的话。不仅如此，他反倒是如同一名清教徒一般反复强调农村工作的辛苦程度。要求大家能够抛弃一切高高在上的心态，沉下去，沉到人民当中去做最实际的工作。”

“我在农村住过，知道农民的辛苦，我觉得文青这样的态度很奇怪，他这样的描述倒像是给自己在打气。大家都知道，文青从海外归来，从来没有下过农村。但是接下来，针对提高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文青一一提出了自己的针对性解决方法。而且文青直言不讳的说明，这次下乡的工作就事要彻底夺取地方上的一切行政权力。所有权力都要归人民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所有。这些用词很新鲜，我这是第一次听到。”

“第二天的会议，文青的发言中，要求大家必须贯彻党的组织纲领，所有行动听指挥，而且工作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克服万难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不少同志都是第一次见到文青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看来不少同志都有些不满。如果不是文青是人民党的发起人，加上老党员们都很服气他，就这样不客气的说法，肯定有人要当众大闹。即便如此，不少人私下也觉得文青这态度也太跋扈了。”

“第三天的会议是分配任务，反正我在哪里都是治病，而且我在6月才会到安徽去工作，医学专业的第一学期中，我的任务是找到能够愿意到安徽工作的学生。当然了，学校里面不少学生和学校签的是学徒契约。他们必须在七年内无条件服从学校的安排。来自北方的徐电好像是学法律的，他对这个问题有些异议。文青告诉大家，在这些学生到了安徽工作之后，他们的契约会自动作废。现在就作废的话，那些人肯定不会跟着走。这年头剜到篮子里面就是菜，管不了那么多手段了。我觉得文青说的很有道理，懂点医术，特别是懂西医的人，这年头谁肯跟着你到乡下去。如果不是文青表示自己会带队亲自到安徽乡下，我也不会去乡下。”

会议召开了三天，基本确定了党在根据地的发展纲领与目标。这就是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代表们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对于资历讨论的要点。众所周知，陈克在党内的地位正式确定，以及完整的革命纲领以及革命方向确定，都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完成的。而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中，革命方向都已经提及，而陈克的地位却没有任何讨论。

1906年2月24日，在人民党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人民党就开始派遣第一批正式安徽派遣团，以陈克为首的党员以及其他同志正式踏上了前往安徽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