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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革命激荡2（第1页）

1906年至1911年期间，湖北成立了大量的革命小团体，有日知会、天锡会、安郡公益社、神州学社、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

当时在各地新军中推广的革命活动，最有成效的便是武汉革命党人，其中最大的革命团体便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社、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来，社长为蒋翊武。该社成立不久后就拥有会员约三千人。因不满同盟会总部只顾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1907年秋，一些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共进会。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等人回国，在汉口秘密设立机关并发展组织，1910年冬，便拥有会员两千余人。

1911年初，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袖进行了秘密会谈，商量起义事宜，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yì]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宣传教育下，1911年秋，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有近三分之一都参加了革命组织，另外，武汉周边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在1903年推行“新政”时开始兴建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些铁路是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的铁路公司所有，但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获取列强的支持，它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出卖给列强。清政府这种行为引起了全国公愤，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最先在湖南兴起，长沙、株洲等地相继爆发游行示威活动，随后保路风潮在湖北、广东、四川也蔓延开来，以四川最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上确立“破约保路”的宗旨，并通电全国，斥责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保路同志会很快发展到全川142个州县，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有10万人成为会员。

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 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消息传出后，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但赵尔丰命军警开枪射击请愿民众，造成数十人死亡。“成都血案”爆发后，和平的保路运动开始转为武装斗争，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其他各地的同志军也相继起义。清政府得知成都被围以及各地起义的消息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协助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机会。

大批湖北新军入川后，清军在湖北防御力减弱，湖北革命党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并决定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主持起义大计。9月24日，起义领导机关举办联席会议，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由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总理为刘公，刘尧澄、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并决定于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日，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湖北当局有所察觉，遂下令收缴新军弹药，增加市面军警力量加紧盘查，并决定让新部队提前过中秋节，10月6日那天不放假。

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由于准备不足，希望将起义时间延迟至10月16日，且黄兴、宋教仁未能赶到武汉，指挥部遂决定起义时间延期至10月16日，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药时不慎因其爆炸，机关暴露，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稿、旗帜、符信等全被俄国巡捕查抄，革命党人刘同等六人也被抓捕并被引渡至湖北当局。同日，蒋翊武自岳州赶回武昌，在小朝街机关部下达起义命令，决定当夜十二点城内外各营同时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小朝街机关当日就被清军警破坏，刘复基、彭楚藩等八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当晚又有多处党人机关被破坏，杨洪胜等四十余人被捕。

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杀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且当日又有十余名革命党人被捕，湖北当局下令军营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在失去了指挥机关后，革命党人依然决定在当晚发动起义，商定以枪声为号。当晚，武昌城外清军混成协辎重营党人燃火发难。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党人鸣枪起事（辎重营和工程营发难先后顺序有争议），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清军官兵，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城内外各标营党人集结楚望台，人数多达三千余人，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麒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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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同时命令已入城的炮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发其轰炸，但进攻连连受挫。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清军防线，他们在督署放火指引炮兵轰炸督署，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治张彪仍在抵抗。经过反复进攻，督署和司令部终被攻破，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城都被起义军接管。

10月10日深夜，得知起义情况后，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成员何子渊的六弟何贯中，与同寝室同学李济深等人，组织军校学生炸毁了学校附近的浏阳铁桥，阻断清军南下镇压起义的道路。10月11日，起义军将士在湖北咨议局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认为军政府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资号召，于是邀请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同日，汉阳党人起义，占领汉阳全城，10月12日，汉口也为党人占领，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控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猝不及防。湖广总督瑞澄谎报“地方安谧”，次日即奏报武昌失守，清廷内外震动。武昌起义的炮声彻底打破了清廷的幻想。消息传来，宫中一片大乱。摄政王急得团团转，隆裕太后整日以泪洗面，大臣们各怀心思，朝堂上乱成一锅粥。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我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我虽年幼，却也明白，这个古老的王朝即将走向末路，而我这个皇帝，也即将成为历史的注脚。在我登基成为皇帝的这三年里，这陆续三次的重大革命起义，我虽无力改变局势，却像一个旁观者，见证了旧时代的落幕和新时代的曙光。我深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 。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0月12日，清廷做出反应，摄政王载沣紧急召集奕匡、那桐、徐世昌等重臣商议，初步决定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水军赶赴湖北平叛。但荫昌并无实战经验，且北洋军实权仍在袁世凯旧部（如冯国璋、段祺瑞）手中，导致指挥失灵。10月15日，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阻止清军南下。10月18日，双方投入战斗，汉口革命军进攻刘家庙，次日革命军占领刘家庙。此后，清军对刘家庙展开数次反攻，10月27日，清军收复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双方便在此互相胶着对峙。

朝廷得知双方军事胶着，新军竟无可奈何？对此清廷内部对是否起用袁世凯产生分歧。奕匡、那桐、徐世昌等力主启用袁世凯，认为其掌控北洋军，是唯一能镇压起义之人。载沣虽疑虑重重，但面对革命军迅速蔓延的压力，被迫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却以“足疾未痊”为由拒绝，提出六大条件：1 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 宽容武汉起事人员5 授予前方军事全权6保证粮饷供给。这些条件实质是要夺取清廷军政大权，迫使载沣退位、奕匡内阁下台。清廷无奈妥协，摄政王载沣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所有赴鄂军队；11月1日，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全面掌控清廷实权。

汉口保卫战期间（10月18日到11月27日），10月22日，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同月内，江西、山西、云南也相继宣布独立。至此，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联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联成一块，云南则在西南地区呼应，革命浪潮向华东和华南地区迅速扩展。此后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处于清廷统治下仅剩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镇守的南京。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南北对峙的局面就此形成。